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断拓展国际合作空间。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对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这再次为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明确了方向，也传递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

   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要举措。当前，全球经贸规则加速重构，从“边境间”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转向聚焦于“边境内”的制度型开放。我国在商品、资本等要素跨境流动方面已基本实现自由化，进一步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的国内外衔接，不仅能吸引更多全球优质要素，还可撬动服务业、服务贸易在内的更大国际合作空间。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过程中，通过科学比较分析，还能明确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攻方向和突破口，以开放为改革注入动力。

   推进制度型开放，并非简单的政策升级，需统筹好与流动型开放的关系。前者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相通相容为主体，后者以商品、服务、资本、人员等的便利流动为重点，二者都是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存在孰优孰劣、非此即彼的问题，而是辩证统一、互为支撑的关系。在对外开放实践中，要找到二者契合点，形成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合力。

   要把主动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作为重要着力点。高标准经贸规则是在现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基础上，围绕全球经贸出现的新形势新问题而制定形成，具备现实基础和广泛共识。当前，我国积极推进加入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仅包含边境自由开放规则，还涉及竞争中性、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监管一致性和透明度等一系列“边境内”规则。对标这些规则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机制改革，将加速营造与国际接轨的营商环境以及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政策环境。

   要注重稳字当头，发挥好各类开放平台的示范引领作用。高标准经贸规则是“深层规则”，具有涉及面广、复杂程度高等特点。尤其是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容易的制度型开放任务基本完成，剩下的大都是难啃的硬骨头。对此，要充分利用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各类开放平台先行先试，做好对标高标准贸易规则的压力测试，再稳步进行复制推广。例如，海南自贸港探索数据跨境流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海临港新片区推动国际数据港建设，均为全面对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国际规则奠定了基础。

   在开展“制度学习”的同时，也要积极进行“制度创新”。对于尚未形成统一国际规则的新领域，特别是在我国具有明显比较优势的领域，开展经贸规则创新试验，为国际规则重构提供生动实践样板。同时，可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引导共建国家加强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等重要组织的战略对接合作，在知识产权、竞争政策等规则中反映发展诉求。这不仅是我国扩大制度型开放的关键一环，也将兼顾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形成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全球经济治理新秩序。